新华网北京10月6日电(记者吴晶胡浩 王思北)没有预告，没有通知，北京时间5日晚间，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研究员屠呦呦在家中通过电视得知自己摘取诺奖的消息。

6日上午，一直不愿接受采访的屠呦呦终于把记者请进家门，但一再强调“也没什么好讲的”。

从5日晚间获奖消息传来，屠呦呦家中的电话就响个不停，祝贺的、采访的，她的老伴儿李廷钊一边帮着招呼记者落座，一边忙不迭地接着持续响起的电话。

“作为一名科学工作者获得诺贝尔奖是个很高的荣誉。青蒿素研究获奖是当年研究团队集体攻关的结果，是中国科学家集体的荣誉，也标志中医研究科学得到国际科学界的高度关注和认可，这是中国的骄傲，也是中国科学家的骄傲。”这段获奖感言，屠呦呦写在一张纸上，一字一句地向记者念出来。她的声音清脆，口音夹带着浓浓的宁波味道。

秋日的阳光透过阳台照进客厅，把米黄色的沙发照得很亮。年过八旬的屠呦呦身着紫红色飘带领衬衫，外披一件驼色勾花针织开衫，整洁利落的卷发全部梳向脑后。由于听力原因，她向记者的方向前倾身体，专注地望着记者的眼睛。

“我确实没什么好讲的，科研成果是团队成绩，我个人的情况在这两本书里都讲得很清楚了。”与前晚记者在电话中沟通的情况一样，没说两句，屠呦呦又开始回避谈及自己。

茶几上，放着屠呦呦向记者推荐的两本书，一本是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的《青蒿及青蒿素类药物》，另一本是《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前者是她学术研究常用，厚厚的卷册已被翻得起了毛边；后者刚刚从柜子中取出，藏青色的皮质封面蒙了薄薄的尘。

“当年，全世界都面临着这样一个重大课题，必须要有新的抗疟新药来解决老药的抗药性问题，国内外做了大量工作都没有满意成果。”回忆与青蒿素的第一次接触，屠呦呦的眼神清亮，语气中不乏兴奋和自豪：“文化大革命什么都停滞了，科研攻关的难度相当高，我是北医药学系(现为北大医学部)的，又到中医研究院学习，但是做来做去很难，后来通过系统查阅古代文献，发现了重新提取青蒿素的办法。”

上世纪60年代，引发疟疾的寄生虫——疟原虫对当时常用的奎宁类药物已经产生了抗药性。1967年5月23日我国启动“523”项目，动员全国60多个单位的500名科研人员，同心协力，寻找新的抗疟疾的药物。

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原因，相关领域的学术权威统统靠边站，时年39岁的屠呦呦临急受命，成为课题攻关的组长。

当时，青蒿素的提取仍是一个世界公认的难题，从蒿族植物的品种选择到提取部位的去留存废，从浸泡液体的尝试筛选到提取方法的反复摸索，屠呦呦和她年轻的同事们熬过了无数个不眠之夜，体会过无数次碰壁挫折。

“北京的青蒿质量非常不好……我尝试用叶子，事实证明叶子里才有，梗里没有……做完动物实验后发现100%有效，再在我们自己身上试验药的毒性……我们尝试用乙醚替代酒精，发现去除毒性很有效……我们又做化学结构，通过改变药物的结构克服原有的耐药性……后来我自己的肝脏也坏了，我的同事们也有很多得了病……”提起艰苦岁月和付出的牺牲，屠呦呦没有抱怨，反倒是充满怀恋。

屠呦呦和李廷钊是中学同窗，1963年结婚，育有两女。1969年屠呦呦加入“523”项目时，在冶金行业工作的李廷钊也同样忙碌，为了不影响工作，他们咬牙把不到4岁的大女儿送到别人家寄住，把尚在襁褓中的小女儿送回宁波老家。

“大女儿当时接回来的时候都不愿叫爸妈，小女儿更是前两年才把户口从宁波迁回北京。”李廷钊说。

情非得已。对于今天家中摆满女儿和外孙女照片的屠呦呦而言，当年的她别无选择，因为青蒿素就是党和国家赋予她的使命。